我選擇住處的時候，並不在乎房子有多大，而是更在意它周圍的環境，我是想住得靠近醫院，能靠近盡量靠近。

我住的房子是小小的，但是依山傍水，面朝大海，坐在窗前就能看見浩瀚的海面。因為我的骨子裡還是很中國，總覺得要有山有水，才能有心有力。正是在追尋著“苔痕上階綠，草色入簾青”的意境，使我選擇住處的時候，並不在乎房子有多大，而是更在意它周圍的環境，這是也為了我的媽媽，她以前總是說，要是有條件，就在大海邊建築一座房子，我想這也算是她的中國夢吧！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，我是想住得靠近醫院，能靠近盡量靠近……　


雖然美國的總體醫療機構空間分布比較均衡，而且絕大多數的病症診斷以及治療都是標准化治療。例如，心肌梗死的緊急處置，腦中風的搶救等等，均有規章可循。可是要遇到了某些不常遇見卻又是急症的情況，能不能及時送達醫院，後果將會天壤之別。

這件事就發生在我姐姐的身上。姐姐住在北京的海澱區。姐姐出事的那一年她剛剛滿四十三歲，盡管她身體不算太好，但她從來沒有經歷過任何大的手術。家族裡也沒有任何顯著的病史。

出事前不久，我還叮嚀姐姐要注意鍛煉身體，她接受了我的建議並開始運動。幾個月下來覺得精神明顯好轉，體力也增加了不少。可是就在某一天運動之後，她突然劇烈的頭痛和噴射狀嘔吐。

我們出身在一個醫生家庭，父母都是醫生，有些醫學常識，這是很重要的。她將嘔吐物吐在洗手間衝洗干淨，再請健身俱樂部的經理幫她叫了急救車，然後躺下側臥，她擔心昏迷時嘔吐會將嘔吐物嗆進氣管，發生意外。她大約堅持了二十分鐘等到急救人員到達。
我很欣賞中國急救人員的知識面。聽姐姐說她的運氣很好，那天隨車醫生是急救中心副主任，得知姐姐沒有任何高血壓病史，針對她突然劇烈頭痛的症狀，急救人員立刻判斷腦血管畸形的可能性較大。她被馬上送到最近的醫院--二炮醫院，只有不到十幾分鐘的車程。

最終的診斷的確是小腦動靜脈畸形破裂導致的腦出血，及時開展的手術很成功。姐姐除了術後恢復期運動神經受影響外，並沒有留下任何其他的後遺症。那時的中國的康復醫學雖然沒有美國的發達，但是由於及時救治，她還是一天天的慢慢好起來。

姐姐出事的兩年後，我完成了住院醫培訓，開始了在西雅圖的行醫生涯。我的導師叫Dr. Sullivan，是一名年長的智者，脾氣平和，擅打高爾夫球。是我們診所裡最沉穩、最有經驗的醫生。導師有兩個漂亮的女兒，那是他的驕傲。女兒們因為喜歡東部的生活，都在東海岸工作。

兩個女兒幾乎同時結婚，差不多同時期懷孕。作為父親，他把與兩個女兒婚禮上的合影掛在牆上，無比驕傲。我們兩人共用一個辦公室，我每次走近他的辦公桌，就能看到這兩張照片。我當時還是單身，心裡很是羨慕，私下思忖，我將來也要拍張父親在我婚禮上的合影。

隨著Sullivan的大女兒產期臨近，他的電話也越來越勤。一天中午，得知大女兒已經生下一個漂亮的兒子，他當天就飛往紐約。我心中也為他高興。可是，幾天後，我記得那天是星期一。早晨當我走進辦公室的時候，發現診所裡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在哭。護士長看著我說了一句：“Dr. Sullivan的女兒……”我當時第一個念頭想到是不是孩子出現了什麼問題，問：“孩子嗎”？護士長說：“不，是媽媽，是媽媽去世了……”。

接下來我才知道Dr. Sullivan的大女兒腦血管動脈瘤出血，剛送到醫院，還沒有搶救，就去世了。留下了才出生未滿一周的孩子。小女兒挺著38周的孕期的大肚子被緊急送往醫院去完成核磁共振腦部篩查。

我每次看到中美間醫學比較，發現眾多中國負面例子的時候，我便會拿出這個例子為中國醫學辯護。相比較美國的醫院，中國絕大多數綜合醫院幾乎每個專科都有值班醫生。我姐姐之所以能被救治無怪乎兩點：一是住得離醫院比較近，能及時送達；二是醫院在中國有神經外科的醫院，二十四小時都有神經外科醫生值班。

Dr. Sullivan女兒的不幸則正好相反，一方面住在紐約的遠郊， 救護車用了四十分鐘才趕到醫院，耽擱了寶貴的救治時間；而且該醫院當晚沒有正在值班的神經外科醫生。

所以在我選擇住處的時候，最終選擇了靠近一所兒童醫院——全美國LEVEL3，最高等的兒童醫院附近，確保我的女兒萬一有了不常見的急病，能在五分鐘內，跑步就可以把她送到醫院。同時我的母親能看到大海，房子小又有什麼關系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