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有關環境惡化與治理的思考


◎孫凱

空氣和水，這些我們祖祖輩輩無限信任的物質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變得危機四伏了。而讓這些人類須臾不可或缺的物質變得不再安全，僅僅用了短短的100年。這100年，正是科技成果全面重塑人類生活的100年。現實世界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料。正如歐洲環境署的一份報告中所說：“條塊分隔的科學，無論多麼博大精深，都不足以成為預測或緩解這種復雜系統影響的基礎學問……”環境問題正是這樣的復雜系統。那麼，前方的路在哪呢？本期“聚焦”欄目刊發此文，試圖引發大家的進一步思考與行動。 ——編者

“發達”的路我們能走嗎

幾周前，一場罕見的長時間、大範圍的霧霾籠罩了中國。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會是最後一次。

一個國家裡，總有人專門做預見者的工作。就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來看，不能說預見者們沒有發言。

一個國家，工業化程度高了，環境污染必然隨之加重。然後提高治污技術，強化污染治理。先行國家無一例外。工業化之後，產業升級，高污染產業向落後地區轉移，人口向新的空間移民、殖民。先行國家無一例外。

這樣的路，前一程，中國跟著走了。越往後，越跟不上。

在治理污染方面，由於執法力度在現實層面遭遇嚴重消解和抵制，即便買來和發達國家同樣先進的技術設備，效果也相去甚遠。

在人口轉移和產業升級方面，發達國家走過的路，在人口密集產業的中國走起來很難。

所以，按規律推，我想說：第一，大氣污染嚴重到這個地步，其實是早就可以預見的。第二，比大氣污染更嚴重的是水污染。只不過由於呈現方式的不同，還沒那麼引人注目。

2012年6月，我在騰訊微博做客座總編輯時曾預言：按現在的趨勢看，環境污染問題會越來越糟，10年內一定會有極端的環境災難事件出現。如今這一次次全國性的霧霾，已經算是環境災難了，但是一定還會有更嚴重的環境災難出現。

為什麼如此肯定地作出這個判斷？很簡單：中國的國土面積、人口基數、發展路徑和生活方式，四個元素的組合，必然導致這個結果。

中國經濟高速發展30多年，伴生的污染問題處於增長和轉移的階段。就是既有從無到有的污染，也有在充分利用環境容量的口號中形成的城鄉間、發達和欠發達地區間的污染轉移。

中國經濟發展的後30多年，污染問題將呈量變引發質變之勢，極端性的環境災難將不斷出現。

最樂觀地預計：中國的環境問題開始整體好轉，應該是在第二個30年之後。當然，這還得仰仗總體政策正確、國人配合。也就是說：中國人還得再忍受霧霾、污水等嚴重污染最少30年。日本由“川崎哮喘”、“水俁病”肆虐到環境全面好轉，用了大約30多年。中國現在的情況，比日本難多了。

相對於發達國家走過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，中國的去污之路更艱難百倍，產業升級以及高污染產業的轉移，因為後發劣勢，難度和空間都不可同日而語。更加不同的是：中國的體量實在太大。全世界發達國家總人數加起來也沒中國人口多。

也就是說：發達國家通過產業升級、建殖民地等策略，現在得以穿西服動鼠標掙高利潤，以中國的體量和現在的國際大勢，要完成這些高污染產業的轉移和升級，難度和耗時都會很驚人且結果不可預計。



“數不清的煙囪”的變遷

有回憶文章寫道，新中國成立初期，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說，要很快發展到站在城樓上能看到數不清的煙囪。這充分表露了中國對於工業化的急迫心情。

當時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國來說，工廠是先進和現代化的像征，當然會建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。不光在北京，在中國的各個城市，越是中心地帶就越是工廠林立，北京王府井、上海康平路附近都有工廠。

改革開放後的第一階段，一方面許多企業效益不佳，而中心地段的商業價值凸顯，於是一些企業開始自己轉型，把工廠用地用做商業開發。

在環保意識覺醒後，各個城市都開始整體性地把工廠遷出中心區域，尤其是那些大氣污染和水污染、噪音污染嚴重的工廠。

遷到哪裡去呢？遷到每個城市的邊緣地帶、郊區以及其他欠發達地區。

有一個時期，中國各個城市中心地帶的大氣、水、噪音污染大大減輕。但另一方面，中小城市、城鎮、農村的環境污染卻越來越嚴重起來。工廠在這些地方越建越多，當然是重要原因。新華社曾經引用時任水利部副部長翟浩輝的話說,我國農村化肥、農藥、除草劑、農膜的大量使用，已經造成了嚴重的面源污染(指相對於點源污染而言的一種水環境污染類型)，許多河道發黑，河岸雜草叢生,垃圾成堆，不少農田有害元素含量超標、土壤板結硬化。許多鄉村特別是鄉鎮企業發達地區和開發項目比較多的地區,很難找到一塊淨土、一方淨水。

以往那些山清水秀、水草豐美使人懷念的鄉村，逐漸成了土臭水黑、垃圾遍地的所在，與此同時，在城市，昔日的工廠變成了大片綠地或高檔住宅小區，適宜生存之地由鄉村全面轉移到城市。

農村的污染，最終都隨著水流、農產品……和很多很多人的生活聯系起來。農村的困窘，最終都將會以各種形式回饋到社會。農藥、化肥等各種污染，最後都會進入水中和大氣中，最後進入我們的口中、肺中。

事情就是這樣，環境保護在大城市越來越受人關注，但在中小城市、城鎮、農村,問題正變得越來越嚴重。而如果中國廣大的中小城市、城鎮、農村處在嚴重污染之中，中國總體的環境容量自然日趨飽和。

2013年8月的一場大風之後，北京的霧霾被驅散。但是在類似回龍觀（位於北五環與北六環之間）這樣的郊區，裸露干燥的路面遇風很容易揚塵，成為霧霾的來源之一。 鄭挺穎/攝

講生態言必稱西方之後

如今在中國講生態問題，往往言必稱西方。西方生態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越來越大，西方人影響中國人的，不光有生態思想，還有他們的生活方式。

如今這個世界有70億人，70億人都希望像美國人那樣生活。

美國人如今怎樣生活呢?——“人們幾乎不為自己做事。我們不用從生食開始烹調我們的食品（55％的美國消費者的食品預算，花在了餐館和即食方便食品上）。我們既不縫補，也不熨燙,更不制作我們的衣服；我們既不用烘烤，也不用建造，更不用我們自己修理；我們除了孩子幾乎什麼也不生產，並且一旦我們做了那些事，我們就降低了身價。”（《多少算夠——消費社會與地球的未來》——美國學者艾倫·杜寧著）。

20世紀50年代，西歐人過上了同美國人一樣的生活。

20世紀70年代，日本人過上了同美國人一樣的生活。

今天在印度，“大約一億中產階級的出現，已經導致了從汽車、電視機到冷凍食品每一樣東西銷售量的爆炸性增長。印度城市的街道被世界上最危險的交通和最嚴重的空氣污染填塞。這是由於數百萬摩托車和轎車湧入了原先主要由自行車、公共汽車或牛車占據的道路。信仰樸素和有著節約傳統的保守的印度人，正漸漸讓位於一個思想自由和花銷也同樣自由的新一代。”（《多少算夠》）。

中國人無疑正沿著同樣的道路急行。

中國的人均財富只能排名世界第104，有人計算，實現13億中國人的美國夢，中國的資源總耗至少要擴大50倍。伴生的污染量呢？無法想像。

也有中國人說：誰規定中國人只能住在茅草屋裡看著美國人開汽車住洋房？憑什麼當我們發展時就該忍受貧困維持生態平衡？

西方教給中國人的還有他們的經濟發展模式。

20世紀後期，當西方世界的經濟狀況欣欣向榮，而采用其他發展模式的國家個個灰頭土臉的時候，西方世界什麼也不用說了，每一個想過好日子的民族都會跟著他們的腳步走。中國就這樣跨進了新的發展軌道，而在跑道邊掐著秒表計算中國奔跑速度的，是西方人。

用生態平衡的眼光來看，中國成了這樣一個國家：

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之一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國。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與資源消耗一直成正比例上升，中國的自然資源絕對支撐不了目前西方式的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。

這種困窘，其實西方在發展過程中同樣遇到過，西方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之一，是發現和建立殖民地，從世界其他地方進口資源，把污染產業甚至垃圾向外轉移。


事情就是這樣。西方傳給中國人完備的生態理念，也傳入了令中國人向往的生活方式，還把中國納入了和他們相同的經濟發展軌道。但問題在於，這幾者是相互矛盾的，生態文化理念和經濟發展及生活方式發生強烈衝突。於是中國人不得不像金庸小說中的老頑童一樣，以一個巨人的形態，在左右手相互搏擊的痛苦中前行。

美國教授布朗的一段話被許多中國人轉述：“由於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，人類至今走過的所有道路，對中國都不能適用，中國非得開辟一條全新的航道不可。這個發明了造紙術與火藥的民族，現在面臨一個跨越西方模式的機會，向世界展示怎樣創造一個環境上可持續發展的經濟。中國如果成功了，就能為全世界樹立一個榜樣。如果失敗了，所有的人都將為此付出代價。”

中國這樣一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，在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上如果沒有清醒的認識，後果可能是誰也無法預測的。

中國人必須收心斂性

今天的中國人，每天都在被刺激著。為了推動經濟的發展速度，所以要不斷刺激消費。

新中國建立之初，生產、生活照搬蘇聯模式，生活水平低下，長期處在一種短缺經濟中。但今天許多人回憶，稱那時的生活裡有一種低水平的快樂。我一直在思考，那種快樂從哪裡來？

想想那時的模式：稍具規模的單位，辦公樓旁邊就是宿舍樓，生活區裡配套托兒所、幼兒園、子弟學校、醫院或衛生所，在犧牲自由的不快裡，收獲了極大的便利。很多人不用擠車路上耗幾小時上下班，不用接送孩子，不用到處找人求人給孩子找幼兒園找學校……

面對今天人人都在追求的以大房豪車為標准的美好生活，我一直在思考有沒有一種生活方式，一種讓中國人能夠在簡潔低碳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滿足舒適感的生活方式。

我在想，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人，願意選擇簡樸清靜但便利的生活方式？社會有沒有可能以環保理念迎合他們，從而既讓人們多一種選擇，也為中國做一種探索？

13億人口的中國，如果尋求不出這樣的模式並使之成為社會共識，那麼，霧霾、毒水，定會以越來越高的頻率和強度不約而至。

我設想的新農村，照明、做飯、采暖全部用沼氣，定期更換的沼液、廢渣用來肥田。以這樣的純生態設施，最大限度為農民們提供便利生活的同時，化肥使用量必然降低，食材和水的潔淨度因此提高，這又造福了城裡人。全中國每年化肥、農藥的總用量，應該由環保部與農業部共同研究、控制，而不能這個部為了產量只管猛勁撒，那個部一頭霧水不知該如何消解。

我設想的城市規劃，不是只學點發達國家的皮毛，而是能有超前思考，比如，在為汽車修路的同時，為願意跑步、騎自行車上班的人們留出安全、舒適、便捷的通路。中國曾經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自行車大國，但眼下自行車正在逐步被淘汰。

我設想的中國環境治理，應該是全世界最嚴厲的。從中南海開始，中國的樓房，房頂要鋪滿綠色植物或太陽能板，必須裝上雨水集流設施；每一個鄉村，必須有垃圾和污水處理設施；每一畝土地和林地，施用化肥、農藥等化學要素的數量必須受到監控；汽車的尾氣排放標准，必須領先全世界而不是在歐盟後面亦步亦趨。

肯定有人會笑話說：別做夢了，學都學不好，談何超越？但是看看日本吧：當年加藤三郎最早提出要限制日本汽車的尾氣排放，並作為官員制定日本的汽車尾氣排放標准，引起一片罵聲。罵他的人說，加藤是想把日本汽車工業賣給美國。如果執行這個標准，日本汽車工業必將死亡。結果呢？沒有一家企業倒閉，反而更好。如果沒有那樣的限制，就沒有日本汽車產業的今天。

歸根結底，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：盡管對於霧霾的成因有諸多解讀，但我認為它是一個污染總量超標後的集成結果。我悲觀地認為：因為先天稟賦和天時地利人和，中國人在中國，要想多數人擁有美國人那樣的豪車豪宅，就別指望有美國人那樣的藍天白雲。要想有藍天白雲，整個民族就必須收心斂性，做出犧牲。比如，我說一句找罵的話，北京人這樣恐懼霧霾，咱先做點力所能及的補救：讓燒烤這種食品從這個城市徹底消失。再說說汽車……好了好了，不說了，我似乎已經看見要跟我辯論者的憤怒面孔了。